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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先生并非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而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后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于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我不是學歷史的，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在熱鬧之余，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涌過，一時感慨萬分，以求一吐為快。

《萬歷十五年》是一部改變中國人閱讀方式的經典，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融會黃先生數十年人生經驗與治學體會于一體，首次以“大歷史觀”分析明代社會之癥結，觀察現代中國之來路，發人深思。本書的著作主旨在書中最后可以看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個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而本書對當代中國人來說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提供了一種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具有顛覆意義的敘述歷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國人的歷史寫作，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幾乎所有的歷史書都是一種模式，一個口吻，一種角度，只提供了一種畫面。黃仁宇的這本書，簡直是給我們開放了另一個世界，每一位閱讀這本書的大陸人都會震驚，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復雜、豐富，原來歷史人物并不像我們的教科書上講的那樣單調、格式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就像一把匕首，撕開了由意識形態統治歷史寫作的鐵幕。

對這本書的讀后感嘆，多是贊譽有加，總的說起來一句話，便是“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那原因想必也是很少有人能這樣觀察歷史，當然也很少有人這樣寫歷史。“社會強制被作為公正的替代品，總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壓力”成為書中的名言，被復敘和引用。 從特征上說，《萬歷十五年》將看似枝微末節，易于被歷史學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聯系起來，于風調雨順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糾葛，成為日后天翻地覆的歷史誘因，由以證明政治的混亂實為人禍。

在這本書中，我們讀到戚繼光、張居正、海瑞、申時行、李贄等人的一些行為舉止，給歷史留下的影響，更可看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而關于這本書，作者自己也有所談論。這里摘引幾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寫作和認知態度：“這本《萬歷十五年》，意在說明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沖突時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沖突既開，恢復故態絕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這其實是長話短說，黃仁宇先生在書中，還留有許多歷史評論：“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經批評得很透徹。但是現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這種誤解，也待指摘。”美國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對中國明朝歷史素無研究，但說出的話卻很中肯：“黃先生告訴我們，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手段；意識形態充斥了帝國的各個方面，無論從強度還是廣度來說，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滅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還在集權的皇帝身上。 本書選取了明代歷史上很平常的一年——萬歷十五年，即1587年。這一年在中國歷史上并未發生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不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然而這一年發生的許多瑣細小事，卻如青萍之末成為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

一、關于本書改變了人們對歷史的看法

歷史是枯燥無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課程，相信這是很多人從中學時代得來的印象。而個人對社會對國家，需要歷史教育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那么歷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僅僅是為了讓我們知識結構不致欠缺，掌握一些應知的歷史史實？還是使我們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強所謂的民族自豪感？答案當不應如此。但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們的視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消磨了歷史學者的個性和勇氣，使他們對歷史學方法缺乏反思和創新精神，因而造成歷史學著作的死氣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論和生硬搬用的各種術語，又刻意給學術著作和論文壘起高墻。學術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潑的文風勢成水火，文字生動流暢受廣大讀者喜愛的就沒有學術價值，而那些只能由少數人看懂的才是學術著作。這種刻意營造的涇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見于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領域。同時，作繭自縛故作清高的虛榮和自由思想揮灑文字能力的欠缺，是歷史學者們鄙視通俗寫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質量通俗歷史讀物的缺乏。我們能夠面對的要么是干扁乏味，要么是胡編亂造，也就漸漸消淡了對歷史的興趣。讓普通大眾所接受與學者的學術志向就必然存在著價值取向上的不同嗎？歷史學一定要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嚴重脫節嗎？歷史學家可不可以具備一些在社會上傳播歷史真實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呢？

同時我們被,《萬歷十五年》打動的還因為作者鮮明的時代感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歷史研究不僅僅是具體的史實考據，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是不會僅僅滿足于鉆在故紙堆里皓首窮經。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注定會有其自身的價值判斷和對時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會依據自己所認定的進步或腐朽的標準來看待歷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種他認為對社會有利的圖式來選擇、安排和強調他研究的題材及其事實材料。偉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現實關懷而思考，并研究和總結歷史的。司馬遷之所以能夠成就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巨著《史記》，就在于他首先是極具思想性的社會人，對現實有著深切的體察和憂慮。通過《萬歷十五年》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這一點。作者截取一個斷面，仔細理清當時社會脈絡，深刻剖析其經濟社會結構，所為的不過就是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反而保護落后經濟以維持王朝的安全等種種體制上的弊端，其目的還在于通過“技術的角度”、“數目字管理”，為中國發展尋出路。且不論他所提倡的“中國革命的的目的，無非跟隨著世界趨勢，以商業組織的辦法，代替昔日農業生產方式里以多數小自耕農為基干組織的辦法，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是否絕對正確。為什么現代型的經濟體制不能從傳統社會的架構中脫胎出來？以現代商業組織代替傳統的農業組織其具體過程究竟是怎么回事？這些問題的剖析已經激發了我們的共同的思索。

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歷十五年》時曾說：“不僅可把歷史看做一個鏈條，也可把它當做一個雞蛋來剖開；研究既可是歷時的，也可是共時的。”切開某段歷史的橫斷面，我們不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脈，也可看清它的細節；不僅可以了解它的外觀，更可發現它的深層結構。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資料，并有高明的史識，這樣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脈絡，找準頭緒。從小就習慣于看那些學識淵博的大師沉心書堆中研究瑣碎精微的學問，現在猛然看到黃仁宇先生大作，雖然也是描述“小節”，但一管而窺全豹，看似輕描淡寫實則切中要害，看出黃仁宇先生已是對數千年社會發展脈絡清晰得可以把握，歷史大走勢了然于胸，自然大開眼界，佩服不已。

二、關于本書中的穩定與體制

作者以萬歷十五年這一年為橫斷面深刻剖析了中國封建傳統社會的一些根本弊病。今天看來，事隔四百多年后的中國社會，在某些方面仍與之有著驚人的相似。

穩定安全當然重要，但是為了穩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實是一種逃避和犧牲，不過是延緩了體制上的尖銳沖突，并不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從《萬歷十五年》中可以看出

例子。黃仁宇說：“這種維護落后的農業經濟，不愿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為什么寧愿維護落后，也不愿發展商業和金融呢？原因當然就是安全。發展商業資本，扶助先進的經濟，當然可以增益全國財富，但是發展先進經濟引起的貧富差異，不免帶來動蕩；而私人財富一旦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為王朝安全之累。有著這種種風險，視帝國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遷的官吏們，自然寧愿因循守舊；即使偶一有了深遠見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這種變革的趨勢，也會立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體制的安定，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了少數人，只要能維持大局就行。軍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陳舊的衛所和軍戶制度早就應全盤放棄，代以先進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補給，也早應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國沒有能力也不允許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尋找出一種妥協的辦法來部分的修補。反觀我們當今，是不是也有著這種隱憂呢？為了穩定，我們放棄激進有力的改革措施；為了穩定，我們只周旋于政治體制外圍做小修小補的敲打，而不敢觸及根本；為了穩定，我們寧愿翦滅異己聽到整齊劃一的頌歌，而不愿聽到真實的叫喊„„ 萬歷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過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黃仁宇先生鋒利的剖析下，各種陳舊腐爛的病因畢呈。正如先生所說：“表面的安寧永遠是虛幻的。”我不知道，在現今這個我們自稱著繁榮穩定、歌頌著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機勃勃的社會，若用黃先生鋒利的刀一劃，是不是也會發現皮下種種腐爛的肌膚和筋絡？

1587年，歐洲文明正擺脫著中世紀陰影而煥發出勃勃生機；1587年，中華帝國卻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國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來的，但是中國同樣不是在1587年才開始衰落。一種制度，在形態完全展開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搖曳，不過是茍延殘喘罷了。腐朽的制度束縛了經濟，大帝國漸漸衰弱老去，氣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體制使社會發展已至山窮水盡地步，沒有全面改革和全社會參與，任何個人行為都屬無濟于事的小小敲打。《萬歷十五年》中也寫到力圖振作的皇上、精明強干的首輔、勇猛老練的將軍，但是這些努力在與腐朽的制度的沖突中無異雞卵，于是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或郁郁而終，無不作為犧牲品遭殃受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上所說的政治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在此顯露無疑。體制的先進與否決定了其后經濟發展的爆發或衰敗，決定了國家實力的變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種文明在與其他文明的較量中毀滅死亡„„我們的改革，自經濟政策的修補開始，漸至結構調整，至經濟體制，然而最終總會落在政治體制。我們在外圍敲打半天，最終還是無可避免的要動真章。看傳統政治對經濟影響的歷史教訓，我們還想借著安定團結的幌子拖延逃避幾日？

三、關于本書中的儒家

黃仁宇先生明確指出本書著重批判的是儒家以德治國的思想：“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黃仁宇先生還提醒讀者，不要誤以為本書作者在為明朝一個昏庸皇帝辯護，他的本意是揭示出整個社會機制具有比統治者個人(皇帝)更為強大的力量。

儒學發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為占統治地位的一種意識形態，它滲透了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無形地統治著這個社會。皇帝朱翊鈞原也有勵精圖治的愿望，但最終意志消磨，聽天由命。作為封建專制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他在名義上的絕對權力無形中被各種各樣繁瑣的禮制規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實行一種有效的統治，就必須以儒家禮教作為法理基礎，另一方面，對儒家禮教的任何背離、突破和改變，勢必遭遇到強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潛在的、無形的、軟性的，如在廢長立幼、修建皇陵等問題上就是如此。正如書中所說：“身為天子的萬歷，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儒家從根本上混淆了私德與公德的界限。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把個人品德作為治理國家的前提，治國如治家。治國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則以孝為本。因此儒家

的以德治國又是典型的人治。“為政在人，則其政舉。”“為政在于得人。”

儒家禮教要求一個人必須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從事治理國家的工作，即所謂“內圣外王”。其荒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實際的空想性或烏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與政治聯系起來，而在于不承認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完全是兩個不同性質的領域。把二者等同起來，把政治道德化，這使國家有權干涉私人生活，個人自由因此蕩然無存。混同國家與家庭的界限，治國如治家，其本質上的宗法性與技術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從這點上來說，以德治國、以禮治國的中國跟當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教國家極為相似。決定一個人命運的，道德判決的力量遠遠大于法律判決的力量，或者說，道德判決具有準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爭往往在形式上轉化為道德之爭。由于道德的衡量標準又是一套固定的禮儀，于是道德之爭又往往體現為禮儀之爭。正如作者黃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

書中所稱的“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他可謂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義者，三次罷官，固然有剛直不阿得罪權貴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實際僵硬保守的執政風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現出典型的儒家道德本位與平均主義特點，卻缺乏法治社會的“正義”概念。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際江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生和發展，將之視為“刁風”而大力扼制。只是礙于他的“清廉”名聲，朝廷才不得不勉強授予他個把閑職。

《萬歷十五年》中另一個主要人物--戚繼光，他的悲劇一生也同樣折射了帝國走向衰亡的過程。戚繼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將領，然而只因與張居正關系密切，張居正死后他也隨之被革職，晚景凄涼，一貧如洗。通觀整個萬歷朝，與他命運相同的武將何止一人，另一名將俞大猷，與戚繼光一樣，也是壯志未酬身先死。我們還可以聯想到明朝最后一代皇帝崇禎所屈殺的袁崇煥。他們令人同情的遭遇帶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質，是儒家保守的治國思想合乎邏輯的結果。

馬克斯·韋伯就尖銳地指出，儒家禮教是用“數不勝數的禮儀枷鎖卡著中國人從胎兒到死祭的生活。瑣碎之極，尤其是一切細節都得信守不渝，簡直到了無以倫比的地步。”“這種禮的理想所作的美學式的冷冰冰的控制，把一切從封建時代流傳下來的責任義務，尤其是樂善好施的義務，都變成了僵化的符號儀式。”這種形式主義無疑是帝國腐朽的表征之一，也是一種文化其生命力衰弱的表現。

而儒教將“禮”的修養作為“君子”最重要的品質之一，只能培養出扭曲的人格。禮教使人的道德修養的重點由內在的精神過程轉向外在的行為方式，由內容轉向形式。由于注重外部行為在形式上是否合乎“禮”，就必然使對內心真實信仰的關心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儒家禮教的各種繁文縟節不合常情，很難做到，因而在現實生活常流于空洞的教條。為了不至于違反或褻瀆神圣的禮教，人們只好陽奉陰違，相率以偽。原則與現實的這種不協調，造就了大批自覺或不自覺的偽君子，欺世盜名之輩，再不然就是謹小慎微、循規蹈矩的書呆子或者人格分裂者。

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里借“狂人”之口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今人多以此話為偏激而不取，然細察魯迅本意，他所說的“仁義道德”應該指的就是儒家的一套倫理價值觀念，魯迅無非是用文學的夸張語言揭出了一個事實：儒家禮教違反人性。縱觀整個封建時代，可以說，儒教是失敗的。儒學，無論是作為一種哲學體系還是一種倫理學體系，都表現出較低的思維水平。或者毋寧說，表現出比較原始的思維水平。

如果我們拿西方哲學來比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儒學的根本缺陷。儒學沒有西方自古希臘羅馬以來就有的“自然法” (即人的自然權利) 概念。雖然在中國古典哲學中充斥著

“自然”這個字眼，但這跟“自然法”毫無關系。西方社會正是從“自然法”概念中引申出了自由與天賦人權的重要思想。而在儒學的字典中，是根本找不到“自由”、“權利”這類字眼的。

可以斷言：儒教與近代資本主義進程是格格不入的。

總而言之，《萬歷十五年》像一扇窗，打開了我的視野。通過《萬歷十五年》及隨后讀到的一些有關歷史的書籍，我明白了研究歷史有多種角度：不僅僅是那些帝王將相的歷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態和性格；對歷史事實，不僅僅是說明“是什么”，也能夠通過分析和剔別，說出“為什么”；不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個別人物的歷史，也可以是總體的社會的歷史，“從底層向上看的歷史”„„我知道了歷史的另外一種寫法，可以寫的生動流暢活潑有趣。只是可惜，這種類型的書太少了。

「標簽: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